陳玠宇專欄／充滿國家色彩的民間組織－－論單項運動協會的法律地位

單項運動協會的治理是長久以來的社會關注議題。2024年，籃協（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在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中對男籃和女籃的同工不同酬問題，再度引發了討論^[1]。更早之前，棒協（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和中華職棒聯盟也曾就國家隊的選訓有過組訓權之爭。

究竟這些單項運動協會的法律地位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有選拔國手、管理單項運動員的權力？如果單項運動協會對選手或教練的懲處、選訓出現爭議，會員們有救濟的管道嗎？

一、從奧會到協會的「組織化運動金字塔模式」

雖然單項運動協會負責選拔國家代表隊，但其實各個單項運動協會，或是中華奧會，都不是公部門組織，而是民間私人單位。

這要從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說起，奧運會是全球最盛大的國際運動賽事，也是運動競技的先驅。各國運動組織的發展深受國際奧會的影響，並以其為核心，透過國際奧會的「承認」，形成一個層級化的組織結構。

在國際、各洲、各國內，每一個運動項目僅存在一個具有排他地位的組織，以棒球為例，依序為世界棒壘球總會、亞洲棒球總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學者稱此為「組織化運動金字塔模式」^[2]。在參與受國際奧會主辦的賽事，各國國內的單項運動協會就是透過「承認」成為該項運動和國際間聯繫的窗口，因此具有國手的選拔權。

國際奧會一向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則，排除各國政治力干預，並明文規定於奧林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中^[3]，在此一原則下，各國的國內奧會和單項運動協會，自然不會交由公部門負責，而是私人依據人民團體法所組成的社會團體^[4]。

二、國家代表隊選手的法律地位？

既然奧會希望排除政治力干預，那為什麼運動代表隊總是充滿國家公權力的色彩呢？

近代國際間的運動賽事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競技，國家之間的獎牌數量也成了國力強弱的象徵，運動從社會單純的遊戲場所，轉變成國家政治角力的場域^[5]。例如，我國在1970年代，面臨外交挫敗，國際運動賽事也成了當權者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當時的國家代表隊，不僅是運動交流的單位，更承載著國民的期待和國家榮辱的重擔。

因此，國家對運動場域的介入也越來越深，除了給予單項運動協會補助外^[6]，也給予菁英運動員各種「優待」，例如制訂「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頒發國光獎章及獎助學金予優秀運動員，或頒布「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提供男性運動員兵役上的減免。

但本質上，在奧會體系下代表「國家」參與運動賽事的運動員，與公部門仍然沒有直接的關係，國家代表隊選手的權利義務發生在選手和國內單項運動協會之間，選手們所代表的並非「國家」，而是選拔他們的單項運動協會，也就是民間的私人團體，因此若選手和單項運動協會間發生爭執，則屬私人間的私法爭議^[7]。

三、單項運動協會和職業運動的關係

單項運動協會的核心任務在推廣該項運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賽事，執行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所賦予的任務，但職業運動出現後，在特定運動中，改變了由單項運動協會主導的模式，國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棒球。

（一）職業運動的概念

一般認為，職業運動起源於美國的職業棒球，有別於過去打球沒有報酬的傳統，辛辛那提長襪隊的持有人開始向隊上的球員支付薪水，以吸引優秀的選手加入，為了支應薪水，老闆也開始向觀眾收取門票，這就是現代職業運動的雛形^[8]。

我國則在1989年，成立中華職棒大聯盟（CPBL，以下簡稱中職），藉由每年舉辦賽事、向觀眾收取門票，並提供相對優渥的待遇，吸引了國內頂尖選手的加入，從而改變了我國棒球運動的生態，部分原屬於棒協的任務勢必受到挑戰。

（二）單項運動協會和職業運動的互動

當頂尖的棒球選手多半出自中職的選手時，國家隊的選訓是否仍由棒協負責？國際棒球比賽趨於多元，由職業棒球大聯盟(MLB)主辦的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 WBC)是否仍受前述「組織化運動金字塔模式」拘束，由棒協作為唯一窗口？

中職曾與棒協就一級國際賽事的選訓權發生爭執^[9]，2017年，中職的Lamigo桃猿隊也曾拒絕讓所屬球員參與棒協主導的經典賽^[10]，在時任行政院長林全指示，體育署的協調下，棒協和中職才就將來的國際賽事選訓達成協議。

職業運動聯盟發展的越好，單項運動協會在國家隊的選訓就會受制於現實，做出越多的妥協，即便是奧會模式下的一級賽事也是一樣。

四、單項運動協會的治理和運動員的救濟制度

雖然中職或是各球團未必著眼於選手的利益，但確實能達到制衡和監督棒協的效果。然而，國內職業化的運動仍是少數，多數運動運動員在面臨單項運動協會治理不公時，多半只能孤軍奮戰。

（一）國際奧會的調整

不只是國內，全世界的運動協會都有管理上的問題，國際奧會便在2015年公布良善治理原則，要求運動組織維持自主性、提高透明度，並建立組織內問責制度。具體措施包括：組織決策應透明，定期舉辦合法的選舉並設有相關監督機制，在財務方面，應公開且依循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在內部懲處方應設有救濟管道，並應尊重組織內少數群體的言論自由^[11]。

（二）我國國民體育法的修正

國內單項運動協會管理的爭議屢屢發生，引發社會大眾的不滿。立法院在2017年順應民意修正國民體育法，也呼應國際奧會的良善治理原則，具體的修正包括：

1. 提升營運專業度^[12]，

2. 組織開放^[13]，

3. 財務透明^[14]，

4. 績效受主管機關考核^[15]，

5. 利益迴避的規定^[16]。

（三）運動員的救濟制度

除此之外，為了避免過去選訓或是懲處不公的疑慮再次發生，修法也增訂運動員的救濟制度，依照國民體育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17]，若選手或教練對於體育團體的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或提名決定不滿時，得向經教育部公告的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提起仲裁^[18]，並依照體育紛爭仲裁辦法的規定進行程序。

五、結論

受到國際奧會監督的各層級運動組織，在奧會排除政治力的原則下，均屬於民間社團，所組成的代表隊也屬於代表私人的團隊。但國家為了在國際運動競技的舞台上與其他國家抗衡，將手伸入民間組織，提供運動組織補助，並給予運動員各種「優待」。

多年來，單項運動協會在領取國家補助的同時，卻仍不斷強調「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形成了一個帶有國家色彩卻保持民間性的矛盾定位。在欠缺外部監督的情況下，單項運動協會的治理百孔千瘡。國民體育法的修正提供了適度的公權力介入空間，使我國的單項運動協會得以在奧會體系的原則下更加透明和公平，保障運動員權益，也促進運動組織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