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程序中,法官怎麼判斷被告有沒有參與審判、接受審判的能力?

文:李欣樺(進階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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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2019-08-30 ‧ 最後更新:2019-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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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在準備程序中,中度智力障礙的被告A對於受命法官詢問自己或子女歲數、當天日期或基本算術等問題,都無法正確回答。另外,辯護人也表示在開庭前與被告接觸,根本無法就起訴事實進行溝通。

    在本案,法院應該如何進行審判?

    本文

    案例中的法院,應該主動職權調查[1]被告能否有效的參與審判與接受審判,亦即被告是否具有在「審判程序中」為自己辯護,進而保護自己利益的能力[2],這樣的能力稱為「就審能力」(又叫作受審能力)。如果法院認為被告不具備就審能力,那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94條[3]第1項或第2項的規定,法院應停止審判。

    而判斷被告有沒有就審能力,主要有「心神喪失」、「因疾病不能到庭」兩種原因,以下分別介紹。

    心神喪失
    關於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的「心神喪失」,過去刑法上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曾經同樣以「心神喪失」作為標準[4],但是因為這個用詞是法學用語,並不是精神醫學的專有名詞[5],再加上語意抽象不明確,導致鑑定診察上的困難,因此刑法已於2005年刪除心神喪失這個用語,但在刑事訴訟法上並未同步修改而仍然繼續適用(表1),進而造成法院實務上對心神喪失的認定[6],產生分歧。
    表1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涉及行為人能力的相關條文
      2005年刑法修法前的條文 2005年刑法修法後的條文
    犯罪行為的時候:刑法第19條第1項與第2項 I 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
    II 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I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II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進行審判程序的時候:刑事訴訟法第294條 I 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
    II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III 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
    IV 許用代理人案件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用前三項之規定。
    (文字同左,並未隨之修改)
    作者自製。
     

    以下歸納出三個實務上主要判斷方向:
    依舊採2005年修法前刑法心神喪失的判斷標準
    修法前刑法第19條第1項心神喪失的判斷,是依據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237號刑事判例[7],將舊法責任能力的判斷與就審能力的判斷劃上等號[8],但責任能力與就審能力的判斷時點及內容都不同,前者是規範在刑法,指被告在犯罪行為當下,對於自己的違法行為有沒有認識以及控制能力;而後者則是規範在刑事訴訟法中,是針對審判中,被告有沒有參與審判、接受審判的能力。
    雖刑法已於2005年修法拋棄以心神喪失來判斷責任能力,但仍有部分判決或是鑑定繼續,繼續同樣以被告的精神狀況是否「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來認定被告是否已達心神喪失的程度,進而判斷得否進行審判程序。
    簡單的來說,可能只有當被告是陷入完全的瘋狂、嚴重失智、極重度智能障礙等極少數情形[9],才能達到這個標準。
    採2005年修法後刑法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
    這個判斷標準是以被告有無「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10]」或是「不能辨識或欠缺依其辨識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11]」來判斷被告有無就審能力。
    也就是被告是否能夠辨識自己的行為及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可能無法辨識自己行為的有成年人受監護宣告者。
    考量被告的「瞭解訴訟程序意義之能力」及「與律師商議或協助訴訟攻防之能力」
    雖然我國刑法條文承襲自大陸法系,但精神醫學知識和司法精神的文獻,大多來自英美法系國家[12]。而這個判斷就是參酌1960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Dusky v. US[13]所建立的二階段審查標準而來。
    近年,我國亦有部分判決及鑑定開始藉由被告是否有能夠良好合理了解所犯之事實及罪名、本案訴訟程序和現進行之審判程序等基本事實及理解法院內主要角色(包括律師)與自己的關係之能力,還有能否與辯護人就本案進行有效討論,來認定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有無充分為自己辯護而行使防禦權的能力[14],進而判斷被告的就審能力。
    與第2種判斷相比,這個標準更強調保障被告為訴訟主體的地位,判斷上著重在被告是否了解訴訟程序與自己在訴訟程序中的地位、和辯護人溝通,並為自己的利益辯護。
    因疾病不能到庭
    相較心神喪失,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著重在被告是否有出庭應訊的能力。
    雖然實務上成立因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的被告多半是在審判進行前就住在醫療機構治療或護理機構修養,具有客觀不能出庭的事實存在的情況,例如:可提出相關診斷證明書及入住機構證明,然而法院通常仍會針對個案發函請醫院進行「被告是否有到庭陳述之能力」的鑑定[15],或是發函詢問被告最近就診的醫院確認被告能不能進行刑事訴訟程序的就審能力[16]
    案例說明
    案例中的法院,有義務主動調查被告A的就審能力。
    如果法院判斷被告A沒有就審能力,那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或第2項的規定,法院應停止審判程序。

    註腳

    1.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9號刑事判決:「被告心神喪失者,已欠缺了解審判意義之就審能力,且不能依其自由之意思而行使其防禦權,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除有前揭第三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外,法院無審酌停止審判與否之裁量權,應即停止審判。卷查,黃○森之兄黃○成於一0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向原審具狀提出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普通(乙種)診斷證明書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時,即以黃○森目前癱瘓治療中,屆時不能到場為由,請准予另定期日傳喚(見原審卷二第六三、六四頁)。……原審乃未予置理,繼續進行審判。嗣黃○森於審判期日未到庭,原審未調查或送請專業醫師或醫療機構鑑定黃○森是否已達心神喪失狀態而應停止審判,逕對其為科處重刑之判決,因攸關是否應停止審判之判斷,原審未予調查釐清,逕為科刑之判決,自有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28號刑事判決:「上訴人之精神狀態究竟有何變化?其於原審審理時之精神狀態是否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仍有待查明釐清。此攸關本件應否停止其審判程序,且非不易調查,或不能調查,為求事實之真確,自應盡能事踐行調查程序,乃原審審理中未囑託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再行診察鑑定上訴人之精神狀態,即逕為前揭推論,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屬違背法令。」
    2.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40號刑事判決:「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蓋以被告得在訴訟上為自己辯護,而保護其利益,必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能力,即訴訟能力。如心神喪失,即完全缺乏其為自己辯護之能力,自應停止其審判程序。」
    3.   刑事訴訟法第294條:「
      I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
      II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
      III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
      IV許用代理人案件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用前三項之規定。」
    4.   2005年修法前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
    5.   翁國彥(2009),《刑事程序中精神障礙被告請求停止審判的權利》,最後瀏覽日期:2019/8/25。
    6.   依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414號刑事判決:「心神是否喪失,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亦即心神喪失的判斷,並非法院可以自行酌量之事項,應該交由專業醫學人員進行鑑定後,但實務上仍有部分法院直接以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現來判斷被告有無心神喪失,像是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矚上重更一字第1號刑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立法意旨,在於被告得在訴訟上為自己辯護,而保護其利益,必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能力,始有訴訟能力。而心神喪失,係指完全缺乏其為自己辯護之能力,始停止其審判程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40號判決參看)。訴訟之進行與否,屬程序事項,不以嚴格證明為必要。……本院更一審107年6月13日接押庭,值日法官告以刑事訴訟法有關被告緘默等3權利,上訴人即被告翁○賢答以:『瞭解』,值日法官續問:『上訴要旨?』被告答以:『我沒有提起上訴,所以我並沒有上訴理由。』、『(問:對於原審判決、前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告以要旨)沒有意見。』、『(問:對於本案是否羈押部分,有何意見)沒有意見。』、『(問:要不要通知親友及地址?)不用。』(本院更一卷第26頁);107年7月12日準備程序,受命法官問以:『你對原判決看法如何?』被告保持緘默,續問:『檢警或歷審法官有無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式對你取供?』被告答以:『我對所有問題都保持沈默。』並稱:『高明的殺手是法國有名的人寫的書,是科學書,那是我存了好幾年的錢買的,你希望瞭解我家裡況狀,我就要告訴你嗎?』(本院更一卷第45頁反面、第47頁);107年8月2日準備程序,受命法官問以:『鑑定報告記載你曾打媽媽,又曾打哥哥翁○平,他們隱忍不告,有何意見?』被告答以:『你說的算。』續問:『你33、34歲,沒有在外開業後,這20年,以何維生?』被告沈默不語,臉帶微笑,並以手指比嘴巴,表示噤聲不語(本院更一卷第69頁反面、第70頁);又審判長、法官蒞庭及宣示判決時,在庭之人均應起立,為法院組織法第84條第4項所規定,本院更一審108年1月3日行延押訊問庭,受命法官蒞庭,被告拒不起立,法警擬將之架起,被告癱軟賴在地上,法警請求支援,受命法官諭知任由被告坐在地上,不用請求其他法警支援,被告乃自行回坐椅子上;本院更一審108年1月16日上午9時30分行辯論程序,在開庭過程,被告不時與辯護律師交換意見,在告訴人翁○平陳述意見時,表示被告禽獸不如、人神共憤,被告當庭咆哮反擊,除數說翁○焜陳年老帳外,更指責告訴人翁○平3兄弟,致庭外巡邏法警趕至法庭協助維持秩序。從上觀之,被告在本院更一審法庭表現,有相當之判斷能力,於兄長指責時,更強力反擊,被告顯未達到無法辨識事理而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被告辯護人聲請鑑定被告就審能力,殊無必要。」
    7.   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237號刑事判例要旨:「刑法上之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為心神喪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
      此判例經過最高法院95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判例加註:「本則判例保留,『應注意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刑法第19條之規定』。」
    8.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89號刑事判決:「……『整體而言,被告目前的精神狀態並無證據顯示為心神喪失。但由於被告對鑑定的自然阻抗,其認知功能或辨識能力無法具體評估,但可推斷與97年被監聽及98年4月2日至6月9日被羈押時無明顯差異』等語,有成大醫院精神鑑定書1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8頁)。依上開鑑定結果顯示,被告目前之精神狀況,並無心神喪失情形,且其認知功能與本件案發當時即98年4月間並無明顯差異。……此外,本案鑑定重點在於被告之精神狀況是否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已達心神喪失程度,縱鑑定報告並未完全或百分之百確定被告罹患Ganser syndrome症,惟鑑定人依據被告自96年5月以後,先後因腦部出血及其他原因於成大醫院、佳里綜合醫院治療之全部病歷及電腦斷層檢查結果等相關證據判斷,認被告有Ganser syndrome之可能性最大。本院依憑該鑑定意見,勾稽卷內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應訊情形(被告於101年2月15日本院審理期間,詢問被告住那裡?被告猶能回答:住在家裡。見本院更一審卷第86頁至86頁背面)判斷,認成大醫院上開鑑定意見,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俱屬無違,被告目前並無心神喪失情形,自無再送請台灣大學附設醫學院重為鑑定之必要,附為敘明。」、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本件經本院囑託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對於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進行鑑定,該醫院綜合被告個人生活史、家族史、疾病史、犯罪史、身體及神經學檢查、腦電波檢查、心理衡鑑、社工評估、鑑定時之精神狀態檢查等,並參酌被告前於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之病歷及本案偵查卷宗認為:『本院依據各項檢查及測驗等結果,認為蕭○目前之智力功能落在中上智能階層,其於各項能力均與常人相當,即指具有一般人之平均智力。無明顯知覺扭曲之情形,無明顯之情緒起伏與症狀干擾,整體而言,蕭○目前具備對外界環境之知覺領會與處理自身之事務之能力,對於此次鑑定目的與性質皆可瞭解,並無欠缺就審能力之精神狀態……」等。
    9.   莊宛儒(2017),《論精神疾患被告之受審能力-借鏡英美法制度》,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5。
    10.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212號刑事裁定:「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為保護被告在訴訟上得為自己辯護,以保護自身利益而設。……本件被告陳○君因患有思覺失調症,而有聽幻覺、妄想、思考鬆散、缺乏現實感等症狀……被告因患有上開疾病,致其思考內容鬆散、前後連貫性不佳、現實感差、時而答非所問,顯然其精神障礙致其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類比被告到庭陳述之能力與訴訟防禦能力恐多有喪失等情……顯見被告因患有思覺失調症,影響其到庭陳述及訴訟防禦之能力,需持續住院接受治療,無法到庭接受本案之審判,其情形已屬因疾病不能到庭。爰依前開規定,裁定本件應於陳○君能到庭為訴訟行為以前,停止審判。」、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原易字第167號刑事裁定:「……被告得在訴訟上為自己辯護,而保護其利益,必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能力,即訴訟能力,如心神喪失,即完全缺乏其為自己辯護之能力,自應停止其審判程序……被告余○章因腦梗塞後遺症及認知障礙症而導致記憶力、定向感、解決問題能力、社區活動能力、家居嗜好、自我照料等項目皆有嚴重缺損,在臨床失智評量(CDR)的分數為4分,屬於深度失智之狀態,且精神狀態無法回復,完全無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即完全無就審能力等情,有國軍花蓮總醫院106年10月18日司法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現確已因心神喪失,無法正常在庭表達,致無法到庭接受審判,爰依首開規定,裁定被告於心神回復以前停止審判」等。
    1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202號刑事判決:「至於辯護人依據……鑑定報告書內容請求停止審判,依上開之鑑定報告書記載:『然目前田○罹患思覺失調症受到其嚴重思考障礙之影響,對於其犯罪及羈押的事實田○都會做出妄想性的解釋,例如:田○認為本身目前涉案是遭人設計綁架勒索,警察與法官都是偽裝的角色,同時被羈押目的是為了要讓田○有同理受刑人的能力,出獄後才不會隨便判人死刑等怪異內容;同時在前述的訊問筆錄與審判筆錄申都可以發現田○出現有類似語無倫次及被害妄想的陳述,綜合以上情形,本次鑑定認為田○目前因罹患思覺失調症,有明顯思考障礙及妄想,致使其無法了解為何遭到羈押審判,也難以就自己權益提出辯護,其目前就審能力(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應已受損,建議需讓田○積極接受精神藥物及職能復健治療為宜』等內容(見本院訴字卷第153頁),縱依上開鑑定結果可認被告目前雖仍患有思覺失調症,且其就審能力應有受損,然仍未認定被告之精神障礙已達心神喪失之程度,就本件被告自為警查獲後至審理中之訴訟過程,被告均能與檢察官、法官以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互動,且均以不在場證明之理由否認犯罪,並非無毫邏輯,又從其陳述可得知其仍有辨識其行為具有違法性,並有一定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只是上開能力顯著減低。是以,被告之精神狀態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心神喪失』之程度,是本件被告無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之規定停止審判之必要,況被告業經本院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已足以保障被告訴訟上權益,本件自得進行審理程序,併此敘明。」、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訴字第3061號刑事判決:「被告於原審經精神鑑定結果,雖認:就受審能力言,被告之精神狀況已達『心神喪失』,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1年9月17日北市○○○○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257頁)。然查被告於本院就案件經起訴、審理之意義及本件起訴內容明確知悉,且明瞭訴訟程序進行情形及其意涵(見本院卷第87頁背面),並能就起訴事實及檢察官起訴所憑事證為具體實質答辯,應認被告就訴訟程序進行及意涵之辨事能力,並無因疾病致不能辨事或欠缺依其辨識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等情形,核無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規定停止審判之必要」等。
    12.   吳建昌(2014),〈刑事責任能力〉,周煌智總編輯,《司法精神醫學手冊》,頁213。
    13.   Dusky v. US, 362 U.S. 402 (1960).
    1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侵訴字第127號刑事裁定:「本院就被告之心智狀態、是否具備自由決定其意思表達、陳述及思考、理解、與外界溝通之能力及是否可瞭解、有效參與訴訟程序並與辯護人商議或協助訴訟攻防等節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鑑定,鑑定結果認『……而就其受審能力所涉及的事項,如被告所認知被訴案件對於一己之關係(自我辯護,證據理解)、所涉及之法律程序之理解與實質審理時,法庭內主要人員之角色與一己之關係(法律訴訟程序與實質狀態),還有,律師與自己之關係(商議與訴訟攻防等),在鑑定時加以詢問時,0000-000000A均無法有如一般人平均能力之理解,甚至於近乎一無所知。0000-000000A之相關表現,也印證於客觀心理測驗之智能表現,同時也可見於歷次偵訊或審判筆錄。因此,鑑定人認為,0000-000000A之目前心智狀態與能力,無法「瞭解參與訴訟程序意義並有效參與」及「與辯護人商議或協助訴訟攻防」』,有107年4月1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130頁)。綜上等情,足認被告因心智功能受損,已達無法為自己有效辯護,亦無法與辯護人就本案進行討論,使辯護人得協助被告進行訴訟程序之程度,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之規定,認本件於被告能到庭以前,應停止審判。」、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法條用語『心神喪失』一詞,語意並不明確;參以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19條第1項『『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及同法第467條第1項第1款『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檢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一、『心神喪失』者…』等規定,法條文雖均使用『心神喪失』一詞,惟意涵卻未必相同,前者(修正前刑法第19條第1項)係為判斷行為人『行為時』是否具刑事責任能力而設,後者(即刑事訴訟法第465條第1項、第467條第1項第1款)則係在『判決確定後執行刑罰時』判斷受刑人是否瞭解行刑之意義、能否達刑罰目的(應報、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準此,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所指之心神喪失,其定義上應與上述兩者不同。又按憲法第16條明定人民有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效之制度性保障,以謀其具體實現;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就刑事審判之被告而言,應使其在對審制度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482號、第574號、第582號解釋文參照)。因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所指之刑事被告『心神喪失』而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之情形,應係指行為人接受刑事審判程序中,『目前』是否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及陳述之能力,得以持續、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而為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充分行使防禦權之能力,即訴訟能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340號判決意旨參照)。」
    1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212號刑事裁定:「本件被告陳○君因患有思覺失調症,而有聽幻覺、妄想、思考鬆散、缺乏現實感等症狀;被告於民國81年3月間發病,雖於101年1月間出院後一度穩定,惟於103年10月間症狀再度惡化,嗣於103年11月8日至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住院治療,並於104年1月5日轉至鹿東分院持續接受住院治療至今;被告因患有上開疾病,致其思考內容鬆散、前後連貫性不佳、現實感差、時而答非所問,顯然其精神障礙致其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類比被告到庭陳述之能力與訴訟防禦能力恐多有喪失等情,此有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精鑑字號第0000000000號精神鑑定報告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東基督教醫院診斷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東基督教醫院一0四鹿東院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之被告病歷資料影本、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一0四彰基醫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之被告病歷資料影本等附卷可稽。顯見被告因患有思覺失調症,影響其到庭陳述及訴訟防禦之能力,需持續住院接受治療,無法到庭接受本案之審判,其情形已屬因疾病不能到庭。」
    16.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訴緝字第39號刑事裁定:「為了進一步確認被告受審能力,本院函詢被告最近就診之賢德醫院,據覆:『個案為陳舊性腦內出血併右側水腦術後、高血壓併心臟血管疾病,病患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24小時專人照顧,故無法出庭應訊』等情,此有賢德醫院107年9月27日107賢字第193號函在卷(見上開卷第61頁)可按,足認被告確因所罹疾病而不能到庭,故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本件之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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