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為償還賭債，擄走少女B並將她藏在家中的天花板夾層內，向其家人勒贖，於取款時遭警方逮捕。警方擔心B的生命遭遇危險，但A一直不肯透露B的藏身地點，警員X本於援救B之意思，在沒有其他辦法之下，只好將A毒打一頓。A因害怕再被毆打，就供出B藏在A住家的夾層內，警方依照A的自白去跟法官聲請搜索票前往A的家中搜索B，果然在天花板的夾層中發現被綑綁在內的B，另外發現了A用來擄人的繩子、藥物等物品。這個執法過程是合法的嗎？A針對犯罪的自白，以及警方所找到的繩子跟藥物，都可以成為法庭上的證據嗎？
A為償還賭債，擄走少女B並將她藏在家中的天花板夾層內，向其家人勒贖，於取款時遭警方逮捕。警方擔心B的生命遭遇危險，但A一直不肯透露B的藏身地點，警員X本於援救B之意思，在沒有其他辦法之下，只好將A毒打一頓。A因害怕再被毆打，就供出B藏在A住家的夾層內，警方依照A的自白去跟法官聲請搜索票前往A的家中搜索B，果然在天花板的夾層中發現被綑綁在內的B，另外發現了A用來擄人的繩子、藥物等物品。這個執法過程是合法的嗎？A針對犯罪的自白，以及警方所找到的繩子跟藥物，都可以成為法庭上的證據嗎？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主體（例如警察、調查局人員、檢察官等等），在進行刑事訴訟流程的時候（例如逮捕犯人、實施臨檢、違反搜索等等），如果做出違背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手段，他們所蒐集來的證據應該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去檢驗[1]，讓這些證據不能夠在法庭上被使用。
自白，顧名思義，就是由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告從自己口中說出來的話，自白在刑事訴追的流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常常被當作是審判的關鍵性證據。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這些「話」，能不能作為法官判決有罪的證據，設有許多的要件與規定[2]，違反這些規定所取得的「話」，就不能當作證據。
在案例當中，A因為不想輕易把藏B的地點說出，而被警員X毒打後才說出來的自白，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的規定[3]，因為要取得被告的自白，必須是出於合法、沒有對被告有任何的強迫、強暴的方式，才能被當作證據。而案例中，因為警員X對A施暴，逼迫A自己承認有擄走B藏在家中這件事，這段自白就不能被當作法官在判斷關於A擄走B，觸犯刑法擄人勒贖罪[4]的證據。
不過，當前面違法取得A的自白被檢警當作證據，拿去法院聲請搜索票，進一步搜索A的住家時，後面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執行搜索的行為，是符合法律的[5]。那麼前面違法所取得的證據，同樣也在後面調查證據的過程中產生作用。
如果後面合法所取得的證據可以使用，是否就意味著，前面非法取得的證據能發動復活技能，就算不能作為審判中法院斟酌的證據，也同樣會對被告產生不利的後果呢？
為了避免違法被排除的證據，進一步對被告產生不利的影響，針對這種先違法取證，再藉由違法取得的證據循線、合法找到其他證據的情況，英美法制上有鼎鼎大名的「毒樹果實理論」。它所著重的點在於，違法取得證據後，再進一步取得的證據，如果跟先前違法的取證行為，具有「像是種一棵毒樹，就會長出毒果」的關係的時候，那麼這個毒果就被污染而不能被用在法庭上。
毒樹果實理論並非是「一定會排除」這顆毒果的證據能力，也有例外情形，包括[6]：必然發現例外（證明檢警即使沒有不法取證，該證據還是會被發現）、獨立來源例外（證據取得是透過獨立的手段與合法的來源）、稀釋例外（違法取證行為與合法取證行為中間介入了其他狀況，降低或消除前面取證行為的違法性）等常見類型。
然而，我國的法律規定跟法院實務是怎麼看待這個複雜問題呢？我們下集就來介紹實務上所形成的標準：「實質保護法理」[7]。
註腳
王琮儀（2020），《原來包青天是不良示範？淺談刑事訴訟法中的不正訊問》。